從東漢至魏晉的二百年間，內憂外患接踵而來，政治黨派對立，黨錮之禍時常發生，面對如此社會環境，嵇康、建安七子等文人雅士，或談玄道佛，或隱居田園，或借酒澆愁，或寄情與詩。他們心境不同，但卻皆有由酒而引發的佳作，如曹操的：“何以解憂？唯有杜康”等等。

　　魏晉文學分為幾大流派，以曹氏父子為代表的建安文學，以阮籍、嵇康等為代表的竹林七賢的正始文學，以及陶淵明的歸隱田園詩歌。他們雖文學主張不同，在他們的“酒”文字中或隱或現地流露出了他們對時代的情感。曹操的一句“何以解憂？唯有杜康”，便是“魏晉風流”的真實寫照——沉溺酒中，無為而任性。

　　長期的社會戰亂離愁，過于輕易的生離死別，妻離子散，使他們意識到生命的短暫和可貴，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哲學觀。張揚個性、醉生夢死、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成了他們的不二之選。由此衍生出一群特殊的“風流”名士，他們以飲酒、服藥、清談和縱情山水的生活方式為時尚，對于政治，呈無為之態，率直任誕，清新脫俗。

　　魏晉文人縱情于酒，但“文人雅客”的身份讓他們對飲酒的環境、對酌對象和對飲方式等都有著獨特的追求。

　　在環境上，要求優雅舒適，流暢快意，且遵循“春飲宜郊，夏飲宜庭，秋飲宜舟，冬飲宜室，夜飲宜月”的原則。如張正見的《飲酒》“當歌對玉酒，匡坐酌金罍。竹葉三清泛，葡萄百味開。風移蘭氣人，月逐桂香來。獨有劉將阮，忘情寄羽杯。”看，盛夏之夜，邀一好友，坐于庭中竹下，聽風吹竹葉之輕鈴，聞風送蘭桂馨香，盛酒之器須得金罍，還得是明月當空，邊樂邊酌，共敘感慨。集天地人和四素于一體，只為莫負杯中美酒。

　　魏晉文人不僅追求飲酒環境的優雅，也強調“合適”的對飲之人。沈約送別范公時，曾邀其共飲，并賦詩作別曰：“勿言一杯酒，明日難再持。”別說這小小的一杯酒，待老兄你走后想與你共飲都難再持杯了，離別的感傷不言而喻。而陶淵明的《擬古》其三“日暮天無云，春風扇微和。佳人美清夜，達曙酣且歌。”美酒佳人相映照。　

　　在飲酒方式上，追求高雅的境界，必須琴瑟和鳴，詩酒共飲。就是邊彈琴，邊歌舞，邊飲酒，邊賦詩。嵇康說，“濁酒一杯，彈琴一曲，志愿足矣”，想必這也是當時大多數文人的簡單而理想的生活。

　　魏晉時期時期雖動亂，但酒文化多較為雅致，從中也流露出魏晉時期名士們對高雅酒文化的追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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