東晉南朝，詩酒風流又有不同的表現。東晉南朝偏安一隅，以世家大族為代表的士人，享有政治、經濟特權，可靠閥閱而坐致公卿，且擁有豐厚的土地，建有莊園，故多不纓事務，宴飲成為士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。但與前代不同，士人宴飲更注重精神的享受，追求的是士大夫閑適高雅的情懷，如東晉時，時人論酒都從精神感受言。王光祿云：“酒正使人人自遠。”(《世說新語·任誕》)王衛軍云：“酒正自引人著勝地。”(《世說新語·任誕》)王佛大嘆言：“三日不飲酒，覺形神不復相親。”(《世說新語·任誕》)

　　著名的蘭亭雅集沒有金石的喧囂、物欲的追逐：“雖無絲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詠，亦足以暢敘幽情”，通過詩文寄予玄言山水的懷抱。在這樣的環境中，東晉出現了清雅淡然的詩酒風流人物陶淵明，他隱居南山，好飲酒賦詩自娛，其《飲酒詩序》云：“余閑居寡歡，兼比夜已長，偶有名酒，無夕不飲。顧影獨盡，忽焉復醉。既醉之后，輒題數句自娛。”且家貧不能常有酒，卻能安于生活，有酒輒醉，《五柳先生傳》曰：“性嗜酒，家貧不能恒得，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。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;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。短褐穿結，簞瓢屢空。晏如也。”陶淵明的詩酒風流，留給后人的是隱士高潔淡雅的精神追求。

　　到了南朝，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受到出身底層的帝王的打擊，已不能把持朝政大權，但仍可靠門資至清要之職，故政治上亦無進取意，更加安享閑逸的生活，而飲酒吟詩已是名士風流生活不可或缺的常態內容。如梁簡文帝蕭綱《答湘東王》云：“漾舟玄圃，必集應、阮之儔;徐輪博望，亦招龍淵之侶。校核仁義，源本山川;旨酒盈俎，嘉肴溢俎。曜靈既隱，繼之以朗月;高春既夕，申之以清夜。并命連篇，在茲彌博。”文士詩酒風流雅事更是普遍，有家族詩酒文會，如《宋書·謝混傳》云：“混風格高峻，少所交納，唯與族子靈運、瞻、曜、弘微并以文義賞會。嘗共宴處，居在烏衣巷，故謂之烏衣之游。”有以文酒會友，如《宋書·謝靈運傳》云：“靈連既東還，與族弟惠連、東海何長瑜、潁川荀雍、泰山羊 之，以文章賞會，共為山澤之游，時人謂之四友。”亦有獨酌自賞，如《宋書·顏延之傳》云：“延之性既褊激，兼有酒過，肆意直言，曾無遏隱，故論者多不知云。居身清約，不營財利，布衣蔬食，獨酌郊野，當其為適，傍若無人。”

　　綜之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詩酒風流并非是一成不變的，它既是名士風度的表征，也是魏晉南北朝歷史變遷的縮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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