東漢建安年間，曹操曾將家鄉(xiāng)毫州產(chǎn)的“九醞春酒”進獻給獻帝劉協(xié)，并上表說明九醞春酒的制法。曹操在《上九醞酒法奏》中說：“臣縣故令南陽郭芝，有九醞春酒。法用曲二十斤，流水五石，臘月二日漬曲，正月凍解，用好稻米，漉去曲滓，釀……三日一釀，滿九斜米止，臣得法，釀之，常善；其上清，滓亦可飲。若以九醞苦難飲，增為十釀，差甘易飲，不病。今謹上獻。”

　　“九醞酒法”是對當時毫州造酒技術(shù)的總結(jié)，也是毫州的“九醞春酒’’曾作為貢品的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文字依據(jù)。1959年。毫州古并酒廠(當時名“毫縣古井酒廠”)就是據(jù)此為今天由；‘古并貢酒’”命名的。依此也可以說，毫州產(chǎn)好酒的歷史，距今至少也有一千八百年。

　　“曲者酒之骨。”遠在先秦時期，我們祖先就發(fā)明了用曲來釀酒。秦漢以來，我國的造酒技術(shù)已有了很高的成就。《禮記月今》中記錄了造酒的六點注意事項：“標稻必齊，曲蒙必時，畦熾必潔?水泉必香，陶器必民火齊必得。”它要求造酒用的谷物要成熟．投曲要及時，浸煮時要保持清潔，造酒用的水要好，器皿要用優(yōu)良的陶器．火候要適宜。這把釀酒的重要關(guān)健都指出來了。

　　漢代，由于制曲技術(shù)的發(fā)展，各地已經(jīng)利用不同的谷物來制曲了，因而酒的品種有所增加。這時既有廉價的“行酒”，又有少曲多米，“一宿而熟”的“甘酒”，有叫做“酣”的白酒，叫做“釃”，或“糟下酒”的紅酒，還有叫做“醴’的清酒。對于毫州這個人物輻揍之地，較早地運用制曲釀酒的技術(shù)是可想而知的。再說身為丞相的曹操，對當時天下的情況不會不了解，也不會不加比較地僅出于對故里的偏愛而隨便將故鄉(xiāng)產(chǎn)的酒獻給皇上的。所隊可以說“九醞春酒”在當時算是佼佼者了。

　　所謂春酒者，即春季釀的酒。《四民月令》稱正月所釀酒為“春酒”。“九醞春酒”恰是在“臘月二日清曲，正月凍解，用好稻米施去曲滓便釀”的“春酒”。何為“九醞”?“九醞”即九“股”，分九次將酒飯投入曲液中。《齊民要術(shù)》分次殿飯下甕，初股、二股、三股，最多至十股，直至發(fā)酵停止酒熟止。先股的發(fā)酵醒對于后股的飯起著酒母的作用。“九醞春酒”即是用“九汲法”釀造的“春酒”。“三日一醞，滿九斜米止”，就是每隔三天投一次米，分九次投完九斛米。

　　當時釀酒用的曲有兩種：神曲、笨曲。“九醞春酒”所用的曲可能是神曲(即現(xiàn)在的小曲)，而不是用的笨曲，因為其用曲量(30斤)只有原料米(九斜)的3％。這表明當時已利用根霉釀酒了。根霉能在醒中不斷地繁殖，不斷地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，醇母則把葡萄糖變成酒精。實際上，“九醞酒法”已是近代霉菌深層培養(yǎng)法的雛形。九殿法也類似近代的連續(xù)投料的黃酒操作法。

　　曹操的《上九醞酒法奏》不僅總結(jié)了“九醞春酒”的釀造工藝，而且還提出了改進的辦法，這樣釀制的酒味更醇厚濃烈。他認為“若以九醞，苦難飲。增為十釀，差甘易飲，不病”。對此，賈思6B解釋說：“九醞用米九斜，十醞用米十烘，其用曲三十斤，但米有多少耳。”米多米少是由酒曲“殺米”，即曲對于原料米的糖化和酒精發(fā)酵的效率決定的。曲多酒苦，米多酒甜。所以，《齊民要術(shù)》說用米多少，“須善候曲勢：曲勢末窮，米猶消化者，便加米，唯多為良。”“味足沸定為熟。氣味雖正，沸未息者，曲勢未盡，宜更殿之；不段則酒味苦，薄矣。”“九醞”的酒用二十斤曲“殺”九斜米，因曲多米少而“苦難飲”，再多投一慰米，即增一釀，則曲、米之比恰到好處，酒亦“差甘易飲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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