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實上，好酒者只要對中國酒的悠久歷史有些許了解，就不會總是擺出一副“會須一飲三百杯”的架勢，喝醉、喝倒并非中國人主要的飲酒之樂。

　　歷史傳說中，中國酒最早的釀酒大師或稱創始人有兩位，儀狄與杜康。

　　有論者認為，儀狄作酒醪，杜康作秫酒，在時間上并沒有先后之分。醪，是一種糯米經過發酵而成的醪糟兒，性溫軟，味甘甜，多產于江浙一帶。醪糟潔白細膩，稠狀的糟糊可當主食，上面的清亮汁液頗近于酒。秫，是高梁的別稱，杜康造酒所使用的原料是高梁，多產于華北、中原一帶。

　　相傳儀狄釀酒在夏禹時代。公元前二世紀史書《呂氏春秋》云：儀狄作酒。漢代劉向在《戰國策》中講道：“昔者，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，進之禹，禹飲而甘之，曰‘后世必有飲酒而亡國者’。遂疏儀狄而絕旨酒。”

　　在這段最久遠的有關釀酒的文字記載中，中國酒文化中就有了鮮明的節制飲酒的傳統。

　　大禹本是賢君，他為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廣為流傳。對待酒，他的看法也格外理性——“飲而甘之”，認為酒是美酒，卻說“后世必有飲酒而亡國者”，一下子就聯系到貪杯誤事，甚至想到會有飲酒無度而亡國的糟糕局，這不能不說很有先見之明。

　　因此，儀狄雖然造出了美酒，反而被大禹疏遠，甚至由此產生了最早的禁酒令，“絕旨酒”，不讓大家釀酒了！

　　居安思危，處治世而憂亂局，對于美的誘惑保持警惕而不至沉淪，這是中國文化中辯證思維的體現，也是悠久的中國酒文化從一開始就帶有的獨特基因。

　　殷商之民信鬼神、好宴飲。周人貶損商紂王是昏君，“酗于酒，淫于婦”，“酒池肉林”，以至于朝綱混亂，諸侯舉義，所以推翻他是上天的安排。武王派康叔駐守殷商舊地，特發《酒誥》以示人，規定飲酒只能用于祭祀，如果沒來頭地聚眾喝酒，就抓起來殺掉。孔子大約是殷商后裔，繼承了這個傳統，雖然也愛喝酒，“唯酒無量”，但必須是“不及亂”的。

　　古希臘神話中，酒神叫狄奧尼索斯，據說也是狂歡之神。他們喝酒就是為了高興，無酒不成歡是慣例，喝多了也誤事，但并不歸罪于酒。英國歷史學家吉本寫了《羅馬帝國衰亡史》，其中談到羅馬人飲酒宴樂，奢靡無度，大概是亡國的原因之一。這種對酒的反思并不古老，都已是文藝復興之后事了。

　　大概在古羅馬帝國崩潰的相同年代，中國也進入了大亂世。酒風驟變，出了不少狂飲奇士。東晉阮籍一喝就三個月，他的朋友嵇康一邊飲酒一邊作詩撫琴，其醉態被后來的文人雅士喻為“玉山傾倒”，俊美堪比神仙，甚至比他留下的《廣陵散》還讓人陶醉。

　　同為“竹林七賢”的劉伶，喝酒更是可怕：“一飲一斛，五斗解酲”。今人喝多了酒可到醫院輸液，而這位大仙卻用喝更多的酒的辦法來解酒，足見其瘋狂。有一次他喝醉了見客，沒穿衣服，有人責問他，劉伶回答說：“天地是我的家，屋子就是我的衣服，你們為什么鉆進我的褲子中來？”

　　士族文人豪飲之荒誕，有消極避世之嫌，賦詩作文反而是附帶品。那么，在亂世中，征戰殺伐的政治家曹操，是如何對待這杯中之物的呢？

　　曹操與酒，有諸多佳話流傳。曹操獻酒，九醞春酒留香千載，為古井貢酒前身，這自不必說。他的一生，愛酒、懂酒、惜酒，曾經煮酒論英雄，也曾釃酒臨江、橫槊賦詩，留下許多壯麗的詩篇。

　　但曹操還曾禁酒。古井人研究發現，東漢建安十二年，由于連年饑饉，農民起義不斷，“饑兵興，曹操表制酒禁”。他這是從國家民生大局著眼，一要省糧食，二要改風氣，所以在國難當頭之際，才下詔禁酒。

　　這些禁酒舉措為士族官僚所抵制。孔融就反對曹操禁酒，因而被革職，回家了依舊“賓客日滿其門”，并常常自嘆：“坐上賓客滿，樽中酒不空，吾無憂矣。”這位躲在家里飲酒做樂的先生，常針砭時弊，尤其對曹操極盡挖苦諷刺。

　　結果，頒布了禁酒令的曹操找了個借口，把貪酒的孔融殺掉了。有論者說，這是政治家的謀略，與酒無關，曹操此舉打擊了士族勢力，因此鞏固了曹魏政權，也推動了各項改革舉措的落實。

　　魯迅先生在《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》一文中說：“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。我們看他的‘何以解憂？惟有杜康’的詩句，就可以知道。為什么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？此無他，因曹操是個辦事人，所以不得不這樣做……”

　　做大事者，不能為酒所困。進而，魏初時期，在曹操父子的影響下，建安文學以其“清峻、通脫、華麗、壯大”的風格，開創了一代新風。這種文風，當然與有所節制的酒風是相呼應的。

　　只需讀一讀曹操的《短歌行》就有體會。“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這起始的一句，氣勢雄渾又慷慨悲壯，因酒的激發，其情其感得以升華，最終以“山不厭高，海不厭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”收筆，寄托了政治家遠大的志向和抱負。

　　歌以言志，酒以抒情。酒與詩，是體驗人生、寄托情思的載體與媒介。這才是從遠古走來的中國酒文化所推崇的飲酒境界，更是古井貢酒追求的文化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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